对此熊十力分析道： 又来稿云：器未有时，已有其器之理在。
今人或以概念的思辨或逻辑的诡辩来解惠施之学，其实是有违惠施历物之意的本意的。惠施的十大命题之首为：至大无外，谓之大一。
这段话可视为对至大无外和至小无内的正确解释。庄子早年曾在蒙做过漆园吏，也就是说，他并非一开始就超然物外，而是也曾被世所用。时梁惠王之后元十三年也。（《朱子语类》卷一二五）从《孟子》书也没有论及惠施来看，孟子有可能是把惠施视为墨家一类的。观庄子所言，庄子本人的著作起码可以说大部分作于惠施去世之前，而且大部分是以惠施为辩论的对象，或者说是在与惠施争辩讨论的基础上形成、展开的。
后面这段话可能不仅是惠施对其强国之策因有各方面的掣肘而不能顺利施行的感慨，而且是他对泛爱、去尊、偃兵、止贪争的社会理想在当时不可能实现的感慨。尽管惠施在政坛上屡遭排挤，历经沉浮，但他毕竟为魏国的政治和外交奔波了一生。其实，以情论心，就是即情显性。
这是孟子有别于孔子和子思的地方。《尽心上》记载孟子说：仁义礼智根于心。心是从先天贯通到后天的，既是先天的本原，又是后天的事实。恶人之性，仍有善而不纯乎恶。
所以，我们看到，在孟子那里，当其以体言时，心就是先天本体。三、可欲之谓善 如果说《中庸》是将人性善的根据向上追溯到天，那么孟子则从天回转到人的内心。
其三，可欲之谓善，此层面突出内在主体。在孟子这里，仁义礼智，即是性的内容。熊十力与冯友兰曾就良知的问题进行过辩论，冯友兰以为良知是一种假定，而熊十力则予以了驳斥，认为良知是真真实实的，而且是个呈现。梁涛先生、李友广先生都支持这一观点。
但是，孟子却说：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他在《郭店楚简与儒学的人性论》一文中说：郭店楚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是证明了先秦早期儒学对‘人性问题的主流看法并不是性善论，或者说还没有形成性善论的观念。既是‘尧舜与人同耳，便可以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故此，古往今来的大哲硕儒无不对此一问题格外关注。
若只就人性言，则固未有不善也。牛山之木尝美，意味着本身是善的，但是由于人为的破坏，而变成了濯濯的状态。
(《孟子·尽心下》)孙奭疏曰：孟子言为仁者，所以尽人道也，此仁者所以为人也。尧舜之所以为尧舜，也只是因为他是‘人，只是因为人的本性是善的。
现代新儒家将心性之学视为中国学术文化的核心，徐复观尤将中国文化定位为心的文化。二、圣人与我同类 陈澧针对历史上对孟子性善论的质疑，将孟子的性善论解释为人性皆有善，未必纯乎善，其实就是说人性中有善端，并不是说人性皆本善。上文分析孟子对性、命的分梳和重新界定，其实，求在我者就是性，求在外者就是命。孟子以齐国国都附近的牛山为例，牛山之木尝美矣，但是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虽然如此，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草木还是会在天地的滋养下努力生长，然而牛羊又从而牧之，雪上加霜，其结果就是是以若彼濯濯也。但是还不能直接地肯定性善。在人的本性上，尧舜更不比一般人多些什么。
牟宗三就此而论析说：对于性之规定的第一路，是从天命、天道的传统观念开始，而以《中庸》天命之谓性为总结。孟子这一人性的新界定，在厘清了人性的不同层面基础上，将人性的概念予以转向，在外延上予以缩小，以仁义之性界定人性，而不是把所有的生而即有的都称之为性，从而确立了人对道德的主体性、主宰性、责任性。
孟子则更进一步，把它理解为人性的内在规定。因此，恶没有独立性，所谓恶其实不过是良心或本心的流失流放，是善的放弃、匮乏和遮蔽，即善得不到彰显和呈露而已。
人之所以有此四端性之所以善，正因性乃‘天之所与我者，人之所得于天者。但孟子说这句话，不是把它当作‘应然的道理来说，而是把它当作‘实然的事实来说。
因此，这些才是真正的人性。但是这种濯濯并非其本性如此。人类的文明必须要有一个善的观念，作为价值的支撑和基点，这是人类自身的合目的性。朱熹对此的解释是，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人与万物一样，都是从天地那里获得了属性和形体。
徐氏的这一看法，与牟宗三的看法一致。郭齐勇先生也指出说：儒家的人性学说，典型的有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他们两人的人性论并不是绝对对立或冲突的，因为他们对人性的界定不同，目的不同，理论预设与问题域不一样。
《告子上》中孟子提出一个陷溺其心的概念。牟先生这一分析，是从思孟之同中发现了思孟之异，从而也就揭示出孟子性善论的价值所在。
但是明了了恻隐之心为端，那么就须明了后天的扩充、修养工夫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孟子说：君子不谓性也。
因此《告子上》才记载下孟子这样的见解：圣人与我同类者。在《告子上》有孟子与告子关于人性的一段争论，也能看清楚孟子反对即生言性。这里的君子，按照赵卫东先生的分析，当是特指孔子、子思。举凡于中国哲学稍有了解之人，便能体会人性论在中国哲学史尤其儒家思想史上之基础性地位。
所以，徐复观先生精准地指出，孟子的性善说的致思理路是以心善言性善。这里的才，朱熹解释成材质，其实不管是情，还是才，都是指性而言。
尽管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所谓天爵、天之与我者、上下与天地同流等等表述，说明他并没有抛弃孔子以来的义理之天，只是将性作为道德的根据，天反而退隐了。这一说法，与《告子上》的说法略有差异。
而这种情，本身就呈现出性。牟宗三也认为，在孟子那里心、性、情、才是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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